上述重要讲话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领袖应有的使命担当、战略谋划和治国理念。

而在蒸汽机发明以后，机动车代替马车成为公共交通工具，随之出现了大量交通事故犯罪，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惊人的程度。金某在诱导下点击了该虚假链接，其建设银行网银账户中的305000元随即通过臧进泉预设的计算机程序，经上海快钱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平台支付到臧进泉提前在福州海都阳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的kissal23账户中。

例如我国学者指出：考虑到上述行为本身所具备的社会危害性，将本该属于其他犯罪的预备犯作为正犯予以评价，例如，将‘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行为独立入罪即反映了立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实施相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高度重视。第二种是以计算机为对象的犯罪。而刑法分则是以处罚既遂犯为标本的，预备犯和未遂犯的处罚根据由刑法总则提供。大量的传统犯罪从现实空间转移到网络空间，这就出现了我国学者所说的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解释（二）》中，对这种利用网络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诈骗信息的行为，是根据发送网络诈骗信息的数量按照诈骗罪的未遂处罚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犯罪变迁的动因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网络犯罪的教义学重塑 《刑法修正案（九）》主要规定了三个罪名，这就是《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该解释性文件来看，其制定主体并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就刑事案件立案追诉的规定，但是该文件率先打开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封闭狭窄的视域，即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案追诉对象扩大到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司法解释的渐进扩张具有唤醒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法益保护的一面，但是选取的方式难以与刑事法治相契合。对传染病的类型划分，从一般意义上是依据各种传染病的传染性强弱、传播途径难易、传播速度的快慢、人群易感范围等因素进行的科学分类。刑法要维护秩序，秩序是刑法的基础价值。回归到刑法层面来看，我国《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仅限于甲类传染病，同样呈现出与疫情防治的滞后性，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时，对妨害新冠肺炎防治行为是否适用刑事法，必然会出现前述进退两难的境地。

传染病防治是由党和政府主导来进行的，但是由于牵涉到防治的有效性与综合施策，需要所有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通力配合，同时需要国际国内的医疗智慧与资源互助。与之不同的是，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传染病则是一个典型化的开放性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包括了基于疫情防治政策需要的任何新型非甲类传染病。

刑法具有谦抑性的一面，这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刑法又有该当报应的一面，这同样是刑事法治存在的基本定位。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5期主题研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栏目。该条第5款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然而，如何从原型范畴或者家族相似性中辨别差异，是刑法解释的限度所在，毕竟刑法解释结论限定在法律规范现在的合理意义的程度或范围之内。

审判实践中过度扩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能动刑法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体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越来越远。因此，不调整我国《刑法》第330条的文字，单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进行处理，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这明显不是解释能够承担的重任。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单纯的司法解释或者立法解释都不是最有效的路径。要测度法律解释以及其他法律提议是否成立，最好是检查一下它们在事实世界中的后果。

当然，这也展现了刑事法律参与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另一侧面，即在行性法规范已经作出相应调整而把新冠肺炎列为依照甲类传染病进行预防控制之时，刑事司法需要有所积极回应。在刑法规范边界不清晰的情形下，按照司法实践中的惯性操作路径，需要寻求行政性法予以辅助性说明，以帮助刑法更好地进行内涵界定与司法适用。

在此过程中，毫无疑问，规则自治是裁量权的前提所在。笔者注意到，就疫情前期的刑事案例来说，绝大多数确实是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刑事立案的。

在此，需要注意如下问题。毕竟，就本次新冠疫情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而言，实践中的行为方式仍然不一而足，既有恶意对抗而带来的人员传播行为，也有不听从疫情防控的日常管理行为等。并且，乙类传染病的种类较多，加之常发性的传染病也列入其中，因而最初在设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时，如果把乙类传染病列入其中确实会带来刑罚处罚权过大的问题，因此在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界分层面通过传染病类型的不同进行了相互区隔。该法第3条规定：本法规定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由于刑法的任务与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或者说违法性的实质是法益侵害。从美国、日本的做法来看，系统化、全方位、多层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也是应急处置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然而，刑法不是行政法的附庸，刑法的独立性需要刑法固守罪刑规范本位，而不是简单追随行政秩序治理的需求。静态之法应对动态之事，总是会出现慢半拍的情形。

尤其是对传播危险的判断要坚持具体危险的判断标准。基于该罪的泛化适用，其核心原因仍然在于危险方法欠缺明确性。

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需求，应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立法类型化调整、司法解释适度限制的组合路径，使刑法规范的社会适应性与刑罚处罚的有限性相融合。尽管从刑事政策层面看，对妨害重大疫情防治行为的刑罚需求客观存在，但是在具体个案适用刑法之时，仍然要从刑法适用的本位立场予以谨慎践行。

甲类传染病的封闭性说明这一概念适用已经相对固化，在外延层面是毫无争议的清晰所指。（四）《意见》存在通过刑事政策膨胀刑罚权的实质风险 基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状设置，如果我国《刑法》第330条对甲类传染病的明确限定，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危害行为，无论行为人的妨害行为具有多大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仍然不能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予以追责，这确实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应无异议的是，刑罚处罚的范围要求的是具有妥当性并大小合适，即既不是要刻意追求刑事处罚权的限制与处罚范围的狭窄，也不是要肆意膨胀刑事犯罪圈而毫无边界可言。（三）行为人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侵害了刑法保护的公共卫生安全法益 由于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与公共安全的内在关系紧密，基于处罚必要性的考虑似乎并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限。

在国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传染病防治之时，出现的妨害行为从侧面体现的是对治理政策的否定。从根本上来说，此种司法适用路径也必然带来有罪推定或者逾越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疑。

传染病的病原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物或者具有上下限的数值标定，人们无法用固定静态的标准来衡量传染病的危害程度，何况部分非甲类的传染病仍然处于不断增加和调整之中，这说明诸多未知传染病客观存在且危害程度尚不明确。虽然疫情的出现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预测困难，但是并非只有妨害甲类传染病防治的危害行为才需要承担刑罚后果，这应当是通过本次新冠疫情能够获得的公众共识。

上述司法解释的制定者所秉持的目的的不完全一致性及其理由值得深思。四、完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理性认识和有效路径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滞后性是社会发展中的常态情形 随着时间推移，刑法的规定与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传染病防治的形势出现了若干不适应性。

（四）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状调整之后的适用应合理且适度 当然，把甲类传染病的表述直接调整为重大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由此带来人们最为直接的担心在于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的问题。刑事规范的生命力在于贴近社会现实，是扎根于社会土壤而渐行渐长的一个过程，没有永不改变的规则。刑法教义学必须立足于刑法规范并从合法性的规范前提下进行公正化的逻辑推导。再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制的是妨害传染病的危害行为，并通过妨害行为对传染病防治带来的现实危害或者危险的刑罚规制。

刑法要参与社会治理，但是此种参与并不是完全受制于治理需求与刑事政策，更不是要通过司法解释绕过法律规定而膨胀刑罚权。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会放大原先并不清晰的一些刑法适用瓶颈问题，但是揭示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细致梳理并提出妥当性解决方案，而不是不顾规范解决路径，更不能无视法治理念，脱离现行法去寻求方便的司法解释方式。

在行政管理目的亟待实现之时，刑罚此时便成为违反行政秩序行为威慑力不足时的‘加强手段。类型划分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判断识别，具有区分彼此和划定种属差异的功能。

该解释的第1条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因此，在上述法律和有关国务院规定均没有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列入甲类传染病的情形下，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把妨害新冠肺炎防治的行为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加以论处，是明显超越现行法而径行进行的刑事司法权扩张，是通过司法解释来回避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的迂回路径。